戰地記者
1989年，29歲的胡錫進從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系畢業，進入人民日報社國際部工作。1989年的政治風波發生時，胡錫進曾和大多數青年一樣，天天跑到天安門廣場上為民主和自由吶喊。然而，“之后經歷的一些事情對我產生了影響。”他說。這種轉變，從1993年他被分派到南斯拉夫，成為一名戰地記者開始。
在南斯拉夫的采訪經歷，讓他接觸到了大量的西方媒體人。“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首先是他們強大。”胡錫進說他在薩拉熱窩采訪了一位路透社駐當地的記者，他們的裝備令他感到震驚。“他名義上是一個記者，但竟然有6位助手，有三輛普通采訪車，另外配備了兩輛裝甲采訪車。”路透社的記者一年的活動經費大約100萬美元，是胡錫進的30倍。他說在西方媒體面前，一種“‘小米加步槍’跟‘飛機大炮’拼的感覺油然而生”。
這種貧富落差感也表現在南斯拉夫當地，令胡錫進記憶深刻。薩拉熱窩曾經舉辦冬季奧運會，但胡錫進去的時候，奧運會的主體育場已經變成了墳地，那里的人們窮得“簡直不可思議”。他親眼目睹了從蘇聯解體到南斯拉夫分裂給社會帶來的巨大創傷。他說，“我親眼目睹了薩拉熱窩被打碎，目睹了上百公里長的前南斯拉夫難民潮。”
在俄羅斯，他遇到了做研究生時的導師。他的導師曾是莫斯科大學的講師，曾經“是那么富有”，然而蘇聯解體后，“他的生活幾乎陷入貧困。”他說，“蘇聯那么強大的國家，雖然有問題，生活水平跟中國比起來還是相當高的，轉眼之間就因為分裂而垮掉了”。
國家的分裂帶給人民的巨大災難深深地留在胡錫進的印象中。他意識到社會的穩定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意義重大，而這種穩定只有在國家主權完整的情況下才能維持。在波黑戰場，西方記者的裝備讓胡錫進看到西方國家的富有，中國只是“小米加步槍”，而解體的蘇聯則是“陷入貧困”。這種對比，讓胡錫進意識到中國若想要縮短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距離，想要發展，就必須要保證國家的統一和主權的完整。因為在他看來，“任何政治家都沒有權力讓他的人民付出這樣（成為難民）的代價”。
戰地采訪的經歷改變了胡錫進的政治立場，他開始變得保守。那個曾經為了民主和自由“天天在廣場上喊”的年輕人，也從此一去不復返了。（文/謝婧怡）《贏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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