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病體支離的蕭紅在香港一點點耗盡最后的生命之光時，可能怎么也不會想到幾十年后，人們會充滿怪異熱情地把玩和消費她的人生，在電影屏幕上和文字里，按照自己的喜好將所謂詩意與性情層層疊加在她身上。事實上，蕭紅當年真實的生活狀況與心路歷程是旁人永遠無法真切感知揣測的，任何想象與分析，無論持論多么體貼悲憫，其實都是一種輕率的冒犯。生活，對每個人而言都不是一件輕松的事，但就算有千般紛擾和萬種困頓，匯聚到嘴邊，往往也不過凝成一句“不足為外人道”而已。輕飄飄的一段評價或者一部電影如何裝載得下那沉甸甸，一分一秒度過的時時刻刻？
女作家蕭紅
對待一位優秀的女性寫作者，最公允真誠的態度，是不去強調她的性別、她的生活、她的社會角色，給她打上某種標簽，而應是首先把她視為一個人，一個肅立于天地間，敏銳地知覺著這個世界的高貴與卑微，不凡與平庸，體察著這個世界或真摯或虛假的情感的人。只有這樣，才能明白她為什么必須寫作，為什么會被記誦，為什么會成為傳奇。
大概因為是活躍在同一時代的女作家，所以談論蕭紅時，人們往往會提及張愛玲。但令人不解的是，人們總喜歡將她們對立起來，喜歡張愛玲的就瞧不上蕭紅，喜歡蕭紅的就貶損張愛玲。可是這分明是兩位風格迥異的寫作者，帶給讀者的審美感受也是完全不同的，對她們作品的藝術價值怎么能用如此簡單粗暴的方式進行評價呢？正如紅色與藍色，兩者都是色譜里具有特殊價值的存在，我們可以有自己的偏好選擇，但對其價值進行排序卻是既不理性，也沒有意義。
張愛玲的文字冷而疏離，但行文華麗，世事洞明，如重彩工筆，精致而細膩，只是有時太過炫技，優美有余，力量不足。蕭紅則熱切深情，文筆流暢活潑，生機勃勃，如潑墨寫意，瀟灑而狂放，信馬由疆，讓人不自禁地被那熱情感染，為那生命力所激動。但若論遣詞造句的功夫，的確略遜于張愛玲，可是讀著這樣情緒飽滿的文字，誰還在乎它是不是精致雅馴呢？
1940年，蕭紅的《呼蘭河傳》開始在香港《星島日報》上連載，彼時離她生命的終點不過兩年時間，也許是生命之燭已轉微弱的緣故，《呼蘭河傳》與她其它作品比，顯得細膩舒緩了一些，尤其從童年記憶切入的部分，真摯、純粹、渾然、深情又憂傷，帶給讀者的感受與《生死場》明顯不同，無論是敘事技巧還是文字功夫都更臻成熟，又不失鮮明的個人風格，生動而樸實，具備了一流文學作品至真至簡的特質，堪稱蕭紅的巔峰之作。
因為著力點不在家仇國恨之類熱血沸騰的時代主題之上，所以《呼蘭河傳》更容易引起不同時代讀者的共鳴，畢竟只有最瑣碎庸常的生活才是人世的常態。在其間，蕭紅用悲憫而懷念的筆觸重建了她記憶中的故鄉與童年，為記憶中的呼蘭河小城樹碑立傳，她執意要帶領讀者走近那里的生活和那里的人。在呼蘭河小城這個原始而粗陋的疆域里，夾雜著殘酷與愚昧，貧窮與掙扎，既荒涼又喧囂，既破敗又熱烈，既詩意又兇猛，既歡喜又悲傷，可是這一切交織在一起，又是如此生機勃勃，強韌粗獷，讓人不禁又嫌惡又著迷。蕭紅與張愛玲最大的不同處在于她更接地氣，近距離地觀察過極端粗糙而鮮活的底層世界，對那片苦寒大地上的生活一面揣著愛，一面揣著憐憫，因而也早早洞悉生命的無奈“他們被父母生下來，沒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飽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飽，穿不暖。逆來的，順受了。順來的事情，卻一輩子也沒有。”多么深切悲慟的感悟。
“我們家的院子是很荒涼的”，這個吟唱似的句子，反復在第四章里出現，做了好幾個小節的首句，蕭紅把視線回收到自家的后園，又為讀者開啟了一扇向光的門，這是一個詩意而安祥的兒童樂園，有瘋長的植物，慈祥的祖父，悠長的日月，沒心沒肺的童年，幾乎讓人忘卻就在咫尺之外，便是殘酷而絕望的世界，除了愚昧與貧窮，什么也不出產。也正是這一個向光的所在，賦予了《呼蘭河傳》更深層次的意義和價值，能于灰敗的現實荒蕪中發現美好、種植希望，是那些熱愛生活，熱愛生命者與生俱來的本事，蕭紅的一生，是如此短暫，她用盡心力去愛，她燃燒生命來書寫，那字句直叫人死，她卻因此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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