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我不是潘金蓮》
作者：劉震云
大概是陳源斌起的頭，寫作者們為了表現中國女性身上那種傳統的堅忍、溫良、倔強、悲劇性特質，往往選擇一個被命運拋入漩渦的底層婦女來展現，《萬家訴訟》里的何碧秋，也就是后來電影《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曾經在中國人的心口刺下了一個糾結的“難”字，既是災難的“難”，又是艱難的“難”。為了要一個說法，何碧秋這樣的底層百姓就得有荊軻聶政般的勇氣與決然，百折不回，義無反顧。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阻撓何碧秋的外部力量，并不涉及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這樣宏大的主題。戲劇沖突形成與雙方當事人的個性以及法律制度中的模糊地帶密切相關。這個故事與其說是對社會現實的批判，不如說是對人性的深度把玩。何碧秋所面對的那個外部世界，不算冷漠，反而還有幾分溫情的友好，所以她始終不需以難以消除的恨意來支撐她的訴求，甚至在得到說法的一瞬間，她的釋然里還粘附上了一層惆悵和內疚的膜，而不是讓她歡欣鼓舞。
可是在劉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蓮》里，這樣的溫情已然消失殆盡。女主角李雪蓮雖然與何碧秋一樣有唐吉訶德式的沖動與莽撞，但她要應戰的風車卻要叵測復雜得多。
故事并不復雜，村婦李雪蓮想違反計生政策生育二胎，又不想付出在化肥廠上班的丈夫被開除的沉重代價，于是自作聰明地想出了一個假離婚的解決方案。她的如意算盤是：孩子在離婚之后降生，超生與丈夫就沒了干系，然后兩人再復婚重新回到以前的生活，既鉆了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又多得一個孩子。不料，這個看似萬全的計劃，卻在執行過程中出了大岔子，李雪蓮沒想到丈夫會變卦。離了婚，他竟然假戲真做，另娶他人，自己風流快活去了。扔下李雪蓮一個人在無盡的挫敗感與懊惱之中永不超生。
接下來的敘述突然就變得堅實豐沛起來，李雪蓮也開始了漫長的討要說法的訴訟之路。她執意要證明之前的離婚是假的，然后同丈夫復婚，然后再同他真正地離婚……這是一個典型的擰巴綜合癥患者，對他們而言，人活著最重要的是爭一口氣，氣順了，生活才可以繼續。
李雪蓮首先選擇走法律程序，可是就算沒多少法律知識的人，大概也猜得到，她贏不了。法律只管拿得出來的證據，而不是消逝在風中的傾訴或者誓言，她打的是場必輸無疑的戰爭。但是我們又必須承認，她有抗爭權利，一個友好、正確的社會應當毫無理由地尊重這種權利，并為之付出努力。
問題就出在這個友好的社會界面并沒有如愿出現，李雪蓮很快就察覺到，在公事公辦的程序背后，不過是借維護公平的名義，施行冷漠的拒絕。這是一場荒誕的對峙，李雪蓮荒誕的訴訟竟然牽動了一個自下而上嚴密相連的巨大體系。在這個體系內外，實行的是兩種價值觀。體系外，只有平凡人生日復一日瑣碎的生活。而體系內，則是一種精妙的實用主義哲學，這種哲學的精要是不顧一切維持往某種精確的平衡，在實現利益最大化的基礎上，消化來自體系外的麻煩和干擾。在這一前提下，李雪蓮的權利顯然就成了最不重要的部分，輕易就可以被拋諸腦后。而劉震云提醒我們，最可怕的一點是，所有牽涉其中的人，都本能地知道這一點，并按照這個原則做出自己的不假思索的取舍。
李雪蓮一鬧就是二十年，她始終沒想明白的事，讀者卻知道。她不是輸在占不占理上，而是輸在個人利益沒有與體制的利益處于同一個平面上。其實，小說里并無人性意義上的壞人，制度設計的缺陷才會讓驅利避害的人性向惡。這場持久戰里，沒有贏家。李雪蓮輸掉二十年本應靜好安寧的生活，制度輸掉它存在的價值，官員們則輸掉坦蕩的良心。
在大多數寫作者已經無力書寫自己的時代，只知在娛樂至死與媚俗之路上瘋狂裸奔的今天，劉震云先生的寫作立場讓人肅然起敬。他難能可貴地堅守著知識分子為推動社會文明進程大聲疾呼的職責。他有勇氣直面時代的病癥，關心民眾之疾苦，而不是高高在上，虛與委蛇地玩弄文學，扮演上帝。
《我不是潘金蓮》無意重塑一位升級版的秋菊，它只不過是借著李雪蓮的執拗來追問我們的社會、我們的現實，個體的尊嚴還是不可企及的奢侈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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