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門再難出貴子

在國內名校,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的比例正逐年下降。北大農村學生的比例從上世紀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即便是以農學為主的中國農業大學,1999年至2001年,農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而在大專和普通高校中,家庭條件較差的學生占了很大的比例。

當然,不只是國內存在這種現象。根據《紐約時報》報道稱,在美國社會,低收入家庭學生中只有30%能夠成功申請就讀四年制大學,而就在這30%的學生中,僅僅有不到一半能夠成功畢業。家庭收入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孩子學術上的成功,且這個影響越來越大。斯坦福大學的社會學家里爾登教授研究了過去25年中一些學生的閱讀和數學測試報告,發現高收入家庭學生和低收入家庭學生的成績差異增長了40%,這個差異比黑人學生和白人學生的成績差異還要大。

教育曾經使很多人完成華麗的“逆襲”,但現在,教育能夠賦予寒門子弟的優勢已經微乎其微了。此前,網絡上有一篇一位資深的銀行HR寫的文章,名為《寒門再難出貴子》。文章作者通過對一批大學實習生的觀察,得出了“寒門難再出貴子”的結論。究其原因,父母的耳濡目染以及價值觀,對子女都會有非常大的影響。來自寒門的子弟做人處事以及人際交流會較差,而這些恰好是現代職場非常重要的東西。良好的學校成績,較高的大學排名,很難再保證一個人的成功,尤其是對那些出身寒門的人而言。

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

《了不起的蓋茨比》是美國作家菲茨杰拉德的小說,小說主人公蓋茨比是一個窮小子,深愛著女友黛西。黛西后來嫁入豪門,蓋茨比則發奮成為富翁,以為她當年為了金錢背叛自己,也能為了金錢重回自己身邊,結果卻被她利用,最后連性命也搭上了。

以這部著名小說的主人公命名的“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是一根向右上方傾斜的曲線,用以說明了這么一種社會經濟現象:高度不平等的國家具有較低的代際流動性——社會越不平等,個人的經濟地位就越由其父母的地位決定,子女處于父輩的經濟階層的可能性就越高。

“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由加拿大渥太華大學經濟學家邁爾斯·克拉克提出,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亦贊同“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的存在。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階層的收入不均現象日益加劇,收入較低的階層對收入的悲觀程度也隨之增加。克魯格曼認為,美國社會正趨于階級化,其中一個突出特點是出身變得至關重要,來自社會底層的人幾乎沒有機會升入社會中產階層,更不用說爬進上層社會。也就是說,個人出生時的階級地位,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其未來的經濟前景。

在國內,如果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在以前只是一句戲謔,那到了現在,已經成為了真實的寫照。如果你看看“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你會發現,中國是階層固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和南美洲幾個主要國家相近。階級固化程度遠遠超過了貧富差距巨大的美國和階級觀念較強的英國。

提及英國,就不得不提《56UP》這部紀錄片。紀錄片記錄了一群英國孩子從7歲到56歲的成長歷程,每七年一次。通過他們的成長歷程,我們會發現,小時候的家庭背景,成長歷程以及性格習慣等,對人長大后有非常大的影響。來自成功人士的家庭的孩子,成功的可能性會更高。而來自普通人家的孩子,成功的可能性也就更小。

不管是之前網絡上的《寒門再難出貴子》一文,還是“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還是《56UP》,都在描述一個共性問題:那就是階層是真真切切存在的,且每個階層之間具有無形的鴻溝,要想跨越到上一級階層非常困難。再想想韓培印和他的兒子韓勝利,進入大學的韓勝利終究還是沒有進入所謂的“精英圈層”,他還是只是做著低收入的工作,收入甚至不如輟學打工的妹妹。

“就業難”,注定的必然

改革開放30多年,人們基于經濟收入形成了新的階層位次,中國社會的收入差距已位居全球前列,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已遠遠超出0.45。也恰恰是這30余年,中國社會基本完成創業階段的財富積累,由收入分化帶來的經濟分層開始進入代際傳承的新階段。由此,上一代形成的收入差距逐漸轉化為新一代社會起步的不同起點,相對于貧困家庭的子弟,先富人群的子女先天擁有財富上的優勢,并逐漸轉化為教育、職業等社會優勢,底層群體的向上流動受到擠壓。

先富人群子女在教育方面的優勢,也就意味著社會下層在教育方面的劣勢。社會中下層“知識改變命運”的希望和社會中上層子弟“地位維繼”之間,難免會發生博弈和爭奪,而社會下層子弟在高等院校的入學劣勢在全世界都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以美國為例,在全美最好的一百多所精英大學里,家庭收入處于國內倒數四分之一的學生不到5%,家庭收入處于前四分之一的學生則超過70%。

當前教育體制、甚至近年一些教育改革的具體措施和政策,從結果上看,更有利于社會中上層將家庭背景的優勢傳遞到下一代。檢驗的標準是,優質教育資源是否在分布上更為不均衡、在獲得上是否更為不平等,而實際答案是肯定的。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委員會會長蘇海南曾無不惋惜的表示,“我覺得非常遺憾,近幾年社會底層特別是農民以及農民工家庭的子女,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動力越來越小,成本越來越高,總體上看,渠道有變窄的趨勢。”

從分布來看,來自于農村低收入家庭以及城市邊緣人群家庭子女更多幾種與普通院校,因此,他們無論是就業比例以及就業質量都全面低于富裕家庭子弟就在情理之中了。寒門的確難再出貴子,國內的稅制也還沒有真正起到資源的調節作用,為很多出身寒門的人提供充分的資源。一個人的成長高度,也許從出生開始有限定,而進入大學,這樣的限定開始明確化。大學畢業后的“就業難”,只不過是隱形限定的明確化顯露罷了。(文/本刊綜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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