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有一則提案火了，那就是全國政協委員、京中華民族博物館館長王平的提出的“不鼓勵農村的孩子上大學”。當然，這個提案并不是今年才提出，在2011全國政協委員無黨派聯組的分組討論上，王平提出了這一提案。她提出這一提案的根據是農村孩子上了大學就不回去了，而我們的傳統文化是農業文化，需要他們留在農村傳承農業文化。

對于王平給出的理由，或許我們可以將其視為無稽之談并一笑置之，但是，對于是不是應該鼓勵農村孩子上大學，的確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話題。很多人對王平的提議予以批評，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大學為很多來自農村的孩子提供了一個改變命運，進入精英圈層的機會。但是，實際情況恐怕會令這些人失望，韓勝利就是最鮮活的例子。世易時移，當今的大學和二十年前乃至三十年前早已不同。真正的精英圈層早已明白這個道理，而來自農村以及城市邊緣的家庭，才希望孤注一擲，傾盡整個家庭的力量，讓孩子通過大學教育“改變命運”。

社會資源豐富的或者家庭收入高的家庭，孩子大學畢業后，還可以有留學、創業以及考公務員等渠道（當然，并不意味著寒門子弟不能考公務員，但是，和社會資源豐富的學生相比，他們明顯處于劣勢）。因此，當我們說大學畢業生“就業難”時，我們更多的，就是討論這樣一個來自農村低收入家庭以及城市邊緣人群家庭的大學生群體。在之前，考研是很多低收入家庭子女大學畢業后應對“就業難”的一條路徑，但從2014年秋季開始，研究生將告別“免費時代”，更多的大學生將會直接投身于找工作的大軍，可以想見，來自低收入家庭子弟的“就業難”現象將更加明顯。

馬太效應

在國內，哪怕是最偏僻的村落，“百年大計，教育為本”，“窮不讀書窮根難斷，富不讀書富不長久”等標語都會出現在最醒目的地方。我們很難去指責這類“政治正確”的標語，但是，我們的教育是否能夠真正符合社會的需求同時滿足人們提升自我、實現價值的需要，是很值得懷疑的，尤其是在國內大學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背景下。

我們的傳統文化里，提倡“苦心人，天不負”，提倡“頭懸梁，錐刺股”。但是，在信息化社會的今天，掌握著更多的信息以及資源也就意味著更大的成功。農村家庭以及城市邊緣人群的子女無法接近更加優質的教育資源，所了解掌握的信息也有限，僅憑埋頭苦讀所能取得的進步有限。實際上，根據相關的調查研究發現，在排名較高的高校里，來自農村家庭以及城市邊緣人群家庭的子女的比例正逐年減少。更多的寒門子弟，進入了一些排名不高，教學質量也很一般的院校——在就業時“院校歧視”比較風行的當下，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來自富裕家庭的子女，他們所能接觸到的教育資源非常豐富，因此，早就“贏在了起跑線上”。而且，就算是不能以常規的手段——參加高考取勝，也能通過非常規手段進入名校，如通過自主招生環節進入，此前曝光的人大自主招生腐敗即是如此。

在這樣的背景下，可以想見，遇到“就業難”的，往往更多是來自普通院校的農村家庭以及城市邊緣人群家庭的子女。根據“麥可思—中國2009屆大學畢業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項目組曾經對50萬名大學畢業生的調查顯示，在“211”院校中，農民與農民工子女入學時以576分的平均分領先于管理階層子女的557分，但農民與農民工子女有35%的畢業生未能就業，遠遠高出管理階層子女未就業15%的比例。在就業質量上，農民與農民工子女也處于劣勢，2008、2009兩屆畢業生中的農民與農民工子女畢業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階層中分別排在倒數第一、第二位。而中國社科院一份名為《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的研究報告表明，父輩具有社會資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為干部。干部子女成為干部的機會，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當家庭背景成為就業過程中一道不斷升高的“隱形門檻”，普通人家的子弟，因為其父母沒有金錢和權力，難以進入社會上升通道，而有著強大社會資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則可以輕松獲得體面的工作、較高的收入以及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這種狀況不僅影響就業公平，在當今就業形勢嚴峻的情況下，更加劇了由社會底層向中間階層以及更上階層流動的難度。

在圣經新約的《馬太福音》中，有一句話，“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多余；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老子在《道德經·七十七章》中也提出，“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所謂兩級分化，大抵如此。

寒門路窄

據統計，2013年，中國城市家庭超過30%的支出都是用在了教育，農村家庭和城市邊緣人群在教育上的花費要遠高于這個比率。實際上，早在八年前，也就是2006年的一項統計數據顯示，在中國農村的家庭中，子女教育所用的開支占了家庭收入的32.6%，在城市和小城鎮家庭中，這個指數分別為25.9%和23.3%。而在所有發達國家的統計中，家庭用于子女教育的開支都不超過家庭收入的10%，國內家庭對于教育的投入遠遠高于發達國家——中國的父母被看作是教育產業鏈上最盲目的投資者，中國的大學生被視為教育產業鏈上最大路貨的低端產品。上海交通大學新聞中心副主任、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如是說：“大學生是整個食物鏈最后的環節，沒有選擇空間。”由于畢業生人數眾多，大學生成為了“大路貨”、“低端產品”，很多普通的就業崗位都將大學畢業生作為了比“農民工”還要廉價的勞動力，自然而然就處于“整個食物鏈最后的環節”。

為什么國內眾多的家庭，尤其是農村低收入家庭以及城市邊緣人群，都會是教育產業鏈的“盲目投資者”？

我們有根深蒂固的“望子成龍”文化，我們有讓孩子承擔改變家族命運的傳統。而在這個所謂“知識經濟”時代，在經濟上處于社會底層的群體往往缺乏文憑學歷與專業技能訓練，他們無力在職業生涯上與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才”競爭，已經無望在自己“這一輩子”徹底改變家庭的經濟地位，于是將希望寄托給孩子，指望通過超負荷的教育投資讓他們的孩子獲得就業競爭力，在社會階層的流動中“翻身”。父輩“吃得苦中苦”，為的是孩子能“做得人上人”。犧牲當下，投資未來。

期望由子輩來改變家族社會經濟地位的強烈欲望可能會對青少年的人格發展造成某種壓力，但就社會公正的意義而言這并沒有錯，這是打破貧富差別世襲化的正當訴求。但是，現在的問題是，“苦中苦”已經吃夠，但成為“人上人”已經很困難了。教育，在過去的一千余年里一直扮演著社會上升通道，多少人“習得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從平凡布衣到朝中重臣。但到了今日，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再難扮演這樣的角色。當很多大學生畢業后面臨“就業難”，發現自己只能做一些就算未接受大學教育也能做的事情時，心理落差，可想而知。寒門子弟要想通過教育這一渠道實現家庭經濟地位以及社會地位的翻身，何其困難！（文/本刊綜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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